《遇见黄东》
程美宝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杨汤琛
较之聚光灯下的上海、香港等口岸城市，广州口岸的文化意义还未得到充分开掘，事实上，作为清王朝一口通商之地的广州，自18世纪起，便因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勃兴，率先被卷入全球近代化之浪潮。其中，十三行商贸区作为中西经济交流的节点，生成为经济、文化重重迭合、嬗变的特殊空间，可谓晚清社会一系列变化的原点。程美宝的《遇见黄东》一书，着眼于晚清的广州口岸史，却特意避开了历史高光下的巨贾大儒，旁弄笔墨，围绕黄东这一口岸小人物，通过大量的原始材料，展示了十三行时期游弋于中西文化交流波澜之中的广州口岸人的历史价值。
黄东生于18世纪50年代，原是一个在十三行商馆区为洋人打工的小厮，即受聘于英国商人的“事仔”（地位低于具有半官方身份的通事、买办，往往为英商斟茶递水、送信接客），但是“他的中文书写能力、英语水平、博物知识，甚至对商业和市场的掌握，可说是与一个颇为成熟的通事或买办无异，也可能是长期追随布莱克船长的缘故，其植物学和本草的知识，比常人更为渊博。”通过程美宝挖掘钩沉的史料，我们得知，黄东固然身份卑微，却胸有丘壑、腹有文才，在协助布莱克植物学研究乃至中西博物学的交流版图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布莱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痴迷于植物学，漂洋过海抵达广州后，他决心制作一份完整的中国植物写生图册。在被钩沉的“布莱克档案”里藏有一批博物方面的图册和手稿，其中包括由黄东作标记的本草书籍，“在注释两种本草书籍的这个册子里，几乎每一种要务都标了读音和附加了一些补充资料，应该都是黄东提供的”（《遇见黄东》），布莱克的植物学手稿与笔记中，黄东也襄助甚多，他就笔记论及的中国花果草木作了翔实的补充说明，为各类植物标明中文名字，增加粤语注音与备注，“这批手稿反映黄东具备了一定的本地物产的知识，中文的识字和书写能力（包括书法水平）不俗，他的英语听力和口语也应该是不错的，否则难以跟不懂中文的布莱克父子沟通。”通过黄东的事例，我们可知，早期广州口岸人身份固然低微，多依附于中西商贸关系来维持生计，仍会被卷入中西文化交流的漩涡之内，黄东因其植物学知识与中英文水平，不自觉地在中西博物学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文化链接与知识传递的功用。
囿于客观的历史语境与个体身份，在程美宝因缘际会发掘有关史料之前，黄东可谓默如尘埃，身为边缘底层人士，他在广州本土地位低下，多受漠视、排斥，是决然不会进入历史的。然而，有意思的是，随布莱克船长远走异国的黄东，却因他者目光的凝视与放大，其身份发生了戏剧性颠覆，一跃被奉为贵宾的“中国通”，在华人足迹罕至的欧洲社会里，阴差阳错地扮演了沟通中西文化的“大人物”。
据程美宝考证，黄东1774年抵达英国，身份为约翰·萨克维尔公爵的僮仆，但是，他在英国期间的身份与作用远远超越“僮仆”，华丽转身为英国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中国通”，并常与赫赫有名的达官贵人交往。1775年1月12日，黄东访问了皇家学会，并受宴请；随之，又与收藏家理查德·高夫进行了愉快会谈，被后者夸赞道，“他十分聪慧，在掌握我们的语言和数字方面进步神速，书法尤其优秀，是一个非常健谈、有礼与和善的人。”同年，黄东还受邀为波特兰公爵夫人检视了一批明清瓷器。总之，在本土默默无闻且被视为边缘人物的黄东，到了异国，却因其中国人身份与有限的中文知识，屡屡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座上宾，这一身份的转折与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王韬堪堪类似。王韬在出游前是一介落榜书生，一名受雇于西人书馆以译书赖以维生的边缘文人，并因秘密上书太平天国而遭清廷通缉、流亡海外。然而，仓皇而逃的失败士人却在异域他乡的英法两国被奉为上宾，受到了不下于出使大臣的隆重欢迎。
当然，其个中缘由离不开中西文明隔绝的因素，彼时，庞大而保守的中华帝国在西人眼里，是一个神秘的、洋溢着东方情调的他者，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多依赖欧洲传教士记录的二手资料，古老的东方大国不过是各类异闻材料所投射的想象之倒影。因此，拥有识字能力且略通中国传统文化的黄东以及后来壮游西方的王韬，作为具象而生动的东方文化符号，对始终处于想象界的西方世界而言，自然有着物以稀为贵的奇观效应。
可以肯定，十三行时期，黄东一类沉浮于广州口岸的小人物，为数定然不少，随着史料的不断开掘，更多的黄东们当会被次第发现；他们因独特的广州口岸空间所赋予的机会，得以最早窥见中国之外的的西方世界，并投身于中西文化环流之内；虽然，由于闭抑的帝国制度与低微的身份，黄东等小人物的文化影响相当有限，但是，他们成长于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口岸，在对外交往、启蒙实践方面，呈现了有异于内陆士人的开放的文化特质，并作为一种实践力量，彰显了他们在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的启蒙价值。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